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勾勒出一幅中国未来发展的壮丽蓝图。科学春天的到来，科技体制改革和火炬计划的实施，催动了科技创业活力的显现与迸发，也造就了今日中国孵化器的千花竞放、百舸争流。
科学的春天
40年前的春天，一次科学大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推动着中国科技创业从涟漪微泛，直至浪潮涌起。
1977年，邓小平复出。面对当时百废待兴和拨乱反正的复苏局面，科技教育成了解放思想，改革前行最好的突破口，他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抓科教。此时，全国科学大会也在筹备酝酿之中。
同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马大猷、周培源、苏步青等科教界30位专家从全国各地赶赴这里，参加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5天的会议，邓小平一次不落出席了全部议程。
在座谈会结束前，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
1978年3月18日，全国5000多名科技界代表相聚北京，经过长大9个月的筹备，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开幕。在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公认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这些论断，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解放宣言，让千千万万个科技工作者得到了精神上的重生，在引起人民大会堂内阵阵雷鸣般掌声的同时，也引发了华夏大地上深远持久的历史回响。
本次大会还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转发《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同时，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1982年，将规划的主要内容调整为38个攻关项目，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科技体制改革的开启
新中国的科技体制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其突出特点是科技资源集中在科研院所。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不断深化，科技体制的结构性缺陷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与生产分离、研发力量薄弱、缺乏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与渠道等，更难以应对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决定对科技体制进行坚决、有步骤的改革。
1981年2月，为配合经济调整和经济建设方针的转变，国家科委研究并拟定了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即《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央14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转发通知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科技工作为经济服务的方针。”
自1982年起，“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即“依靠、面向”的战略指导思想逐步形成，标志着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隔5个月后，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讲话。
根据邓小平发展科技的思想，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同时提出“改革对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鼓励研究、教育、设计机构与生产单位的联合，强化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开发能力。”“培养关于运用技术成果开发产业的人才”等，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学成功商品化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随着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创业环境逐渐转暖，民办科技企业开始活跃。
科技创业萌芽
中国的科技创业浪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产生了一批如马云、丁磊、马化腾、周鸿祎、李彦宏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领域的创业精英，成为新一代创业者的楷模，也使得企业家真正成为一个被社会所认可、推崇和敬仰的角色，使创业精神深入人心。
而这次浪潮的源头，还要追溯到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科研与生产脱节，导致大量的科技成果无法有效转化为生产力，这也引起了一些科技工作者的深深忧虑，并渴望和尝试探寻新的解决途径。陈春先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他已在中科院做了20多年的科学研究，是当年国内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80年，陈春先有机会3次考察美国硅谷，美中科技的巨大差距刺激了他。回国后，他提出“科技成果扩散试验”，探索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路。
“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但潜力却没有释放出来。”陈春先所说的“这里”，是指北京中关村。
当时的中关村，已集中了大专院校30多所，研究生、本科生10多万人，中央及地方研究单位80多所。人才和技术密集，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也位居前列。然而，十几万的科学精英，却被禁锢在旧体制中，互相磨耗。即便是有幸争取到了课题，形成了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大多也只能作为“样品、展品、礼品”，最终被束之高阁。沥尽心血取得的科研成果如何能得以转化，成为当时一道难以破解的题。
于是，在新旧体制的博弈中，中国科技创业开始了艰难前行。
1980年12月，陈春先在中科院下成立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并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兼职创业团队。这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
服务部主要业务是技术咨询，第一年下来收入有两三万元，除去成本以后，就给参加服务部的人发津贴，算下来大体相当于每人涨了两级工资。这种运作和分配方式与传统的科研体制可以说是格格不入，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
科技创业的大环境虽在转暖，但科研体制的小环境依然僵化。
1983年4月，陈春先脱离中科院，与创业小伙们一起成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这也是北京第一家民办研究所。虽然，此后历经十余年的痛苦转型，陈春先最终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兴旺之道，但却拉开了中国科技创业的帷幕，也为中国孵化器创建和发展确立了一个导标。
1984年11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技术转让条例》，提出“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放技术市场”。
同年11月20日，由武汉地区6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组成的武汉技术市场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有形的常设技术市场。
1984年年底，中科院创办深圳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科建”.。
1985年7月，中科院与深圳市合资成立深圳科技工业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科技工业园区。
1987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双放”政策，“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管理，放宽科技人员的政策”。
更多的科技人员走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甩掉“铁饭碗”，利用所掌握的技术以创业的方式，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一大批由科技人员自筹资金、资源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建立的民办科技企业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
截止1987年年底，北京中关村地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达到148家，形成了以从白石桥到中关村302路汽车终点站的南北大街为主干，以中关村—海淀路—海淀大街—土城路为支线的T形地带的科技企业群，即“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988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颁布18条优惠政策。
如今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形成了“一区十六园”的空间格局，汇聚了高新技术企业12000余家，并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创新型孵化器概念，建立了全国第一条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特色大街—创业大街，一大批孵化器推动了各种创新要素的快速融合，掀起了新一轮科技创业的热潮。
火炬计划擎起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的大旗
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的科技竞争愈发激烈。中国改革开放前，虽然也不乏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质，科研与生产分离，高新技术产业仍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迫切需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而国内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科技为经济服务，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1984年6月国家科委向国务院呈报《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在我国有条件的城市试办科技园区。
1985年4月，国家科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关于支持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请示》建议在北京等几个科技实力雄厚的城市试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受到中央高度重视。
此时，“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也在同步酝酿之中。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整个科技战线要面向经济建设，要在全国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宋健是这两个计划的发起者。“要逐步相继地出台两个计划，一个是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另一个就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
1986年年初，星火计划启动实施，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而火炬计划的设计是一个新的、市场导向的计划。虽有部分国家资金引导，但不靠国家拨款来支持，更多是利用社会资金、动员各方力量来支持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提出向市场过渡，火炬计划第一次把市场概念引入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先导性。新理念的推行也需要时间和时机。
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定制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现实，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公之于世。
“863”计划的实施也加速了火炬计划的推出。”863”计划主要是由研究部门和高校承担，由国家提供资金，专家选择题目和主攻方向致力于高技术的突破，通过培养高新技术人才，然后向社会扩散，火炬计划旨在成为”863”计划的姊妹计划，目标是大规模地推动高技术企业的诞生和高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两者相辅相成。
此时，一些科技人员已经陆续“下海”，创办了一批科技型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而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既缺少资金、场地、设备等必要的生产因素，还要面对旧体制带来的种种桎梏。
1987-1988年国务院专门组织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教育部、中科院等机构联合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调研，形成的报告提出要关注世界上成功的经验，通过建立科技园区把科技资源集中起来，为科技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把科技成果更好的转化，促进产业与经济的发展。
1988年5月，《国务院关于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智力密集的大城市，可以积极创造条件，试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
火炬计划推出的时机已经成熟。1988年5月，被人们后来称为“火炬司令”的原航天部部长李绪鄂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负责推进火炬计划具体工作。8月4日，宋健、李绪鄂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汇报了火炬计划的准备情况和发展战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批准。8月6日，全国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上讨论了《火炬计划纲要》《关于高新技术、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标准的暂行规定》等文件。
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火炬计划”正式启动实施，成为国家高技术产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火炬计划以“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为主旨，主要内容也包括建立适合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创业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组织实施火炬计划项目、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和组织人才培训5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列入国家科技产业发展计划。
1991年针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宏伟前景，邓小平挥笔写下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火炬计划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以此为目标，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也开始进入了规模化发展的兴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