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武汉，东湖之畔。在一座闲置的营房里，诞生了一个简陋的新型机构——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丁字桥108号，6间厂房，659平方米......中国孵化器事业由此出发，探索前行，孵化出一个跨越时代的梦想。
民办企业困境
中国孵化器30年砥砺前行的历程中，印下了一个个光辉足迹，也留下了一段段难忘会议和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诞生，要从多年前的一起“大案”说起。
1982年，武汉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技术投机倒把案”。国营181厂工程师韩庆生等4名工程师被关进监狱，原因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图纸编写了2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获得了每人600元的报酬。救活了企业，自己却坐了牢。
韩庆生所在的181厂就坐落在今天的武汉东湖高新区内，当年这里云集着武汉70%的科技人员，但由于受到体制的束缚，使得这些“英雄”难有用武之地，与这种情况类似的，全国还有很多地方。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走出“围城”开始创业，民办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但是由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这些科技企业面临诸多限制和不利因素。
首先，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公司必须要找个挂靠单位成立自己的主营部门，没有“婆婆”管的企业不能办工商执照。但是，这些“婆婆”往往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管”“婆媳关系”矛盾不断。经常有民办企业因为主管部门干涉太多无法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开展经营，最终宣告倒闭。
其次，民办企业在当时被视为个体户，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国营单位的各种待遇，“下海”创业的科技人员的人事档案、组织关系、专业技术职务等都没有部门管理，人才流动极为不便。
最后，民办科技企业初创时一般都规模比较小，大多无力置办设备、场地，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又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加上缺乏企业管理经验，经常会出现因资金断链，却又告贷无门，而使很多具有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的科技项目半路夭折的情况。
时代发展的选择
世界上第一家企业孵化器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
纽约州巴达维亚市最大的企业马赛——哈里森的倒闭，引发了当地大规模的人员失业。为复兴地区经济，解决就业问题，曼库索家族买下了这片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英尺（约合8万平方米）的厂区。
1959年7月8日，巴达维亚工业中心正式成立，约瑟夫.曼库索成为运营者。最初，他希望能够吸引一家或几家大公司入住，但由于当时的经济不景气，几乎没有任何公司能够承租的起如此大片的场地。迫于无奈。他只能转变思路。
曼库索开始把目光转向当时正值兴起的中小企业，并尝试按照企业实际空间需求和经济承受能力，把场地分隔为大大小小的单元零散出租。除了灵活租金和可变的办公格局外，还加入了共享办公设施、企业咨询和融资顾问等服务。于是，一种新的服务机构——“企业孵化器”就此出现，并取得成功。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吸引了20多家中小企业入住。
如果说“孵化器”的出现是源于一次偶然尝试，那么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诞生则是把握了历史机遇，顺应了时代要求的必然。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迭起，全球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到了80年代中期，一系列新兴产业和一大批高新技术小企业开始涌现，并快速成长壮大，企业孵化器也已经逐渐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地区乃至国家竞争力的一种重要工具。
彼时的中国，随着思想解放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市场与科技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被逐步认识和重视，科技创业的活力与需求日益彰显。同时，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用更为积极的心态去感知未来，迎接挑战。地球彼端掀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早已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关注，而“孵化器”也已进入了国家科技战略定制者的视野，并纳入发展大计之中。
1984年，国家科委向国务院呈报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首次提出了要在我国有条件的城市试办科技园区和企业孵化器的设想。次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提出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建立新兴产业开发区的同时，也为科技人员流动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首先做出反应，决定利用东湖地区大专院所的智力优势开发高科技产品，成立了武汉东湖智力密集小区规划办公室，并开始对区内企业进行摸底调查。
在摸底调查工作结束后不久，1986年10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来到武汉视察，在听取关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筹建情况的汇报后指出，要学习国外孵化器的成功经验，通过孵化器为人才流动创造环境，做好创业者的“保护伞”，并鼓励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这方面走出新路子。彰显了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持科技人员创业的决心，将创办孵化器的理念与信心直入了武汉这片中国孵化器的萌发之地，催动了中国孵化器的诞生与发展。宋健也因而被后来的孵化器从业者敬称为“中国企业孵化器之父”。
在7个月后，宋健会见了联合国科技发展基金组织主席鲁斯坦·拉卡卡，就联合国支持中国开展孵化器研究和创建达成了共识。
1987年2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办公室向武汉市科委递交了关于成立“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东湖地区智力密集，为了尽快发展武汉高新技术产业，要借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支持和鼓励一批科技人员走出科研大院，创办一批民办科技企业，将有利于发展东湖地区的智力优势，但是民办科技企业还受到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创业者要承受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风险，建立局部“小气候”，是保护创业者成长的有效途径，建议成立“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此外，还提出了创业服务中心的宗旨、内容和筹备需求。中国第一家企业孵化器的诞生，已经呼之欲出。
敢吃“螃蟹”的先锋
“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孵化器的筹建工作旋即启动，地址选在了东湖丁字桥108号，总参通信部武昌军代表室驻地闲置楼房一层，共6间房，650平方米。
最初的筹备小组只有5个人，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从上到下，忙里忙外，包括跑到各大专院校去张贴“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欢迎创业者来创业”的广告。
广告起到了效果，创业中心还没有挂牌，就有创业者闻讯而来。但是又遇到了问题，创业中心当时不能挂靠、无法办照，创业者的麻烦依旧。通过向主管部门反应，问题终于解决了：
第一，“中心”可以作为创业者的挂靠单位；
第二，新成立从事新技术开发的民办科研机构由“中心”审查提出意见，市科委科管处批准，然后报告工商管理部门；
第三，进入“中心”的创业者的组织关系暂由科委政治处负责接转；
第四，1987年从新技术开发基金中拨出10万元左右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新技术创业者。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办法可不同于其他基金。
1987年6月8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正式挂牌，武昌溪流电子研究所、实验新技术研究所、洪山区华信光电子科学研究所3家民办科技企业同期入孵。
一座破旧营房、一块牌子、一部电话，这就是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全部家当。但是，它已不再是企业的“婆婆”，而是作为“保姆”，为科技创业者撑起了一把小“伞”，为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的发展点燃了星星之火。
1987年9月25日，武汉市编制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成立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的复函》，将中心定位副县级事业单位，列事业编制10名。人员经费为1990年8月底以前实行差额补贴，从市科委掌握的科学事业经费中列支。从1990年9月起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至此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有了合法身份，它的创办者们无疑成为敢为天下先的“吃蟹”者。
“10年前的今天，我国尚处于改革开发的初期，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科技与经济脱节，大批科技成果没有转化成生产力；非国有经济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完全得到平等的地位，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还步履艰难。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服务中心作为我国创业中心事业的先行者，无疑是以极大的勇气迈出了第一步。”这是1997年12月18日徐冠华在中国高新技术创业者服务中心发展10周年庆典上讲话中的一段，可以说这是对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历史地位的精确概括。
第一本孵化器行业教程、第一个孵化器企业产权报价系统、第一个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公司化运作、第一家产权式孵化器、第一家网络孵化器、第一个“创客街区”......东湖创业中心在日后的岁月里创造了中国孵化器历史上的很多第一。而它，也犹如中国孵化器30年发展的生动写照，在砥砺前行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