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孵化器的诞生得益于改革开放，并伴随改革开放逐步发展壮大。改革开放为孵化器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推动了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员解放思想，激发了科技创业高度活跃，引发了大量创新创业服务需求，带动了国内外创新创业资源合理配置。历经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孵化器大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一、“街坊思想”，助力科技创业发展
孵化器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开始就关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解放科技人员的生产力。1978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了广大科技人员的活力。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实施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
（一）对内改革解放了科技人员的生产力
对内改革催生了中国的创业浪潮，也激发了一批科技人员创业的热情。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推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1979年和1985年的2次创业浪潮。2次创业浪潮的主力军分别以农民创业者和城市创业者为主，他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商业活动日趋繁荣。1980年10月，去美国硅谷学习考察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院陈春先等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一举动拉开了科技人员面向市场、自主创业的序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宪法，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确定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更加坚定了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信心。
1984年前后，一批“下海”经商的科技人员通过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方式，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途径。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代表，“两通两海”（即四通公司、信通公司、科海公司、京海公司）为代表的148家以乡镇企业、民办科技机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的民办科技企业聚集在自白石桥起沿白颐路（今中关村大街）向北至成府路和中关村路至海淀路、东至学院路一带。武汉、广州、重庆等全国各地有一批开拓型科技企业家从事科技咨询、科技开发、科技服务，初步形成一种高科技实业的“气候”。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中共中央于1985年3月13日颁发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变革原来的科技体制，也开始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科研与生产脱节、科技与经济脱节等问题。该决定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鼓励科技人员走出深墙大院，积极创业，从而掀起了科技创业浪潮。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创业成为我国第2次创业浪潮的重要力量，出现了像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等一批至今仍然活跃的科技产业领袖，也孕育了一批真正具有现代管理意义上的中国企业。
（二）对外开放不断营造创新创业环境
在对内搞活的基础上，未来更好地带动我国经济的起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外开放战略中率先实施了沿海开放战略，即沿海城市率先对外开放，进而带动内陆经济高速发展，以营造更加有利的企业发展环境。早在1979年7月，中央就确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这些决策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侨乡和沿海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人才和资金，发展对外贸易，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我国的经济建设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1984年和1985年，在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开辟4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2个扇面的枢纽。像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海尔、美的、格兰仕、格力等企业，就是在沿海开放战略的指引下，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国外技术快速成长起来的。
对外开放不仅仅助力经济腾飞，而且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模式。1981年，旅美作家韩素音和翻译家董乐山在《读书》上连载了1980年出版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1983年，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也被介绍进来；同年，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国内正式出版，新华社记者陆亨俊去美国采访，写回一组关于信息革命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视野。1983年10月9日，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发表长篇讲话《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谈及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时表示，这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之后，国务院成立2个小组，专门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策。随后一场“迎接新技术革命大讨论”发生了。这场大讨论就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捕捉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让全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讨论，不仅带来了科技创业、技术模式、治理结构、国际格局等多个方面的深远影响，而且带来了企业孵化器这一新模式。
（三）针对科技创业痛点孵化器应运而生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内改革深化和沿海开放战略的大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创办了各类科技服务机构。但当时对“下海创业”的社会认知尚不统一，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在宏观层面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充分，创业主体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由于长期与生产领域脱节，这些早期的科技人员创业活动遇到了很多问题，如资金短缺、市场陌生、管理不善等。未来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问题，为他们的创业营造一个优化的小环境，当时的国家科委结合国际经验和国情实际，决定成立创业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1987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成立，给当地的科技创业者提供一个适宜的“家”，标志着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开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起步了。
二、“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企业和孵化器快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深化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业活动不断活跃，创业群体更加多样，创业需求不再满足基本服务，创业支撑体系更为完善，因此，孵化器数量更多、种类更多、服务内涵更丰富并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国际交往更活跃，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科技交流合作需求增加，开始探索国际孵化器。
（一）对内改革不断深化，科技创业孵化日益多元和丰富
随着改革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科技企业具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文件的实施，支持了多种形式的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为科技人员“下海创业”提供了法制保障。
这一时期，大量的科技创业者涌现出来。科技创业者不光有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大批知识分子，还有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他们视野宽、理念新、知识多、人脉广，产生了像张朝阳、沈南鹏、马云、刘强东等一批科技企业家。在全国，还有数量巨大的科技创业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展实体经济或开展各类科技服务工作。
由于中国2000年左右的第3次创业浪潮——互联网创业浪潮的推动，大批的科技人员踊跃“下海”，因而对孵化器提出了更大的需求。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取得了迅猛发展。仅2013年，在孵化器内的科技创业企业的数量就达到7.7万家，实现总营业收入3308亿元，创造就业人数达到158.3万人，形成一大批软件、生物、新材料、制造业高新技术、多媒体、都市工业设计、环保、集成电路设计和农业高新技术等专业技术领域的专业孵化器。科技企业的创业服务需求形成了创业团队、创业企业、成长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等不同企业生命周期的服务要求。科技创业者已经不再满足孵化器提供起步场地、资金和条件，也不满足为创业企业提供尽可能的政策扶植、孵化场地、共享服务设施等基础服务，越来越需要资金筹集、市场开拓、人员培训、咨询诊断、信息网络、公共关系等增值孵化服务。事实上，“创业导师+辅导员+联络员”的链式服务辅导体系、大学生创业基地均已出现，“孵化+投资”已经初具规模。从这一年开始，孵化器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说明创业者需求越来越多，孵化器对创业企业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成为创业者的首选之地。
为了更好地满足创业服务需求，中国孵化器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科技创业孵化生态体系呈现健康发展。仅2013年，中国孵化器总数达到近1500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功能专业化、技术服务平台化、孵化服务国家化和组织网络化发展新局面。即由政府单一投资监理的社会公益性孵化器扩展到政府、公益部门、高校、研发机构、企业、投资机构独立或合作建立的社会公益性、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孵化器共存的多元化发展；由从单一经典综合性孵化器向包括专业孵化器及现代多种衍生类孵化器的组合发展，并由向创业企业提供技术信息与渠道为主向搭建高水平专业技术共享服务平台化发展；由单纯依靠科技资源向依托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人力资源等优化重组相结合的方式转变，并由传统单一场地依托型孵化向以天使投资、创业导师等为主的创业核心资源依托型发展；由在高新区内建立向创业者聚集的基层纵深发展，并由建立个体孵化机构向建立以孵化器为核心、以网络为手段，吸引创业资本、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和研发机构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网络孵化生态体系发展；由在国内建立国际企业孵化器向吸引国外孵化机构来华与赴海外建立孵化机构协同发展。
（二）全方位对外开放，科技创业孵化始终走国际化之路
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建设沿海特区、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向沿边城市扩大，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已遍布全国所有省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意味着科技创业不只是在国门以内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都是全球创新创业资源的再配置，也意味着孵化器需要有更强的国际视野和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格局和眼光。
中国孵化器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孵化器建设的第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就开始借鉴美国、欧洲等国家（地区）企业孵化器的经验。中国孵化器管理人员培训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培训。中国孵化器不断开展国际交流，1991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首次开展孵化器国际交流；组织创业中心考察团参加国际科学园协会第8届年会并赴芬兰、瑞典考察；出席在美国举行的第8届NBIA年会，向来自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名同行介绍了中国创业服务中心的经验；开展长达6个月的芬兰培训；举办世界范围内的孵化器盛会；筹备成立亚洲企业孵化器协会（AABI）,并承担常设秘书处智能；赴蒙古、尼泊尔、越南、孟加拉、老挝、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企业孵化器的实践与经验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孵化器开始探索国际企业孵化器和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实践。1995年，国家科委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计划在中国组织国际企业孵化器，举行了一次国际创业中心研讨会。1996年，国家科委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考察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单位。1997年1月，国际企业孵化器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在苏州召开，拉卡卡与有关专家出席；9月，国家科委下发了《关于建立国际企业孵化器的工作意见》；10月以后，国家科委批准重庆、西安、苏州、武汉、天津、上海等地的国际企业孵化器建设方案。从此，中国开始了国际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上海、北京等地的国际企业孵化器常年为发展中国家培养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人才。21世纪伊始，科技部决定在现有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基础上，建立一批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示范基地，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营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国际化始终是中国孵化器的发展特色。
三、“全面深化改革”，科技创业孵化器发展迅猛
我国改革开放正站在新的起点上，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创新引领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更为良好的营商环境。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共享经济时代发展趋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中国第4次创业浪潮。市场发挥了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孵化器投资主体更加多样化。依托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国际化孵化机构大量增加。全国孵化器总量激增，绩效提升，社会影响不断增强。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更加强调发挥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关注政府管理职能加快转变，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并终结了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历史，同时注重放管结合，编制权责清单，明确政府权限和责任，优化服务，给群众带来了便利，给市场带来了活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2014年以来，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先后出台了《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台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不断推进全国“双创”工作。
国家大力推行众创空间建设的同时，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相继出台财税政策、资金政策、创新创业人员培训政策等文件，不断优化创新体制机制，激活金融市场、提高创新创业服务水平，更大限度地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2014年至今，一批如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创新型孵化器和各种形态的新类型孵化器（包括众创空间）出现了最猛烈的爆发式增长。全国孵化器的整体规模明显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孵化器大国。
（二）以开放促改革，不断推动孵化器开放发展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积极布局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实施更加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展开放性经济发展新空间。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东西双向开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演变开发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国孵化器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中成长，在国际孵化中以开放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心胸对接全球创新链，已经成为科技企业走向世界的先遣队，也成为中国资本直接在境外孵化国际人才和项目的桥梁。全国孵化器（含众创空间）已经在美国、德国、法国等世界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近几十家海外孵化基地。例如，淄博在美国、德国的孵化基地，瀚海在美国、德国等地的海外孵化器，科技部火炬中心在澳大利亚的中澳火炬创新园，武汉东湖在比利时的中比科技园，太库在以色列的孵化器等。
30年来，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基本上与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保持着同步，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连接知识创新源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经济组织，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和地方培育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企业家和高新技术企业，促进了中国创新创业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载体，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出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为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做出积极贡献，在全球独树一帜，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中国之路。